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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国际实践”研讨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香山财富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共同承办。来自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社保基金理事会等部门的官员,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社会保障学者、资深养老金企业界代表及媒体共聚一堂,商讨完善中国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社会养老金)乃至整个养老保障体系的可行路径。《快讯》将分两期对此次发布式主要内容进行报道。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发布式集萃(上) 


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开幕词)

      我从财政与非缴费型养老金,特别是社会养老金之间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角度展开探讨,尤其是把它放在中国财税体制建国70年的演变历程当中去,这样可能看得更清楚。70年的中国财税体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国财税体制最典型的特征是二元性的?就是在总体上讲,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低工资的支撑下,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百分之百的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缴款。所以讲到计划经济财政的时候往往讲三大特征:1.国有经济财政;2.城市财政;3.生产建设财政。在这样一种二元的财税体制条件下,非缴费型养老金和社会养老保障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的运行格局和财税体制格局都相应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多元化了;第二个变化财政支出投向的多元化,财政的支出区域也不再局限于或偏重于城市地带,而逐渐向农村地带、农业领域、农民群体拓展;第三个变化,在公共财政的体制之下,财政支出的投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特别地偏重于生产建设,特别地强调生产建设,而是开始有了民生领域的拓展和相应的投入。

    第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样一个进程,在财政制度建设上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说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是在论证财政的公共性质的话,那么在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围绕着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强调它的建设标准。

    当前,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性质定位问题。它是不是具有公共的性质?如果它是公共性的性质,那么即便财政资金再紧张,也要予以充分的保证。它的标准问题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财政资金的丰裕程度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予以相应的调整。

    我注意到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时间节点是在2009年和2011年,我以为它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是相契合的,可以把它视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历史的演进角度来看,只有到了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时点上,我们在物质文化方面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块需要,就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随着这种需要日益深入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我们是不是也把这种需要看作是或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公共性质的需要。如果它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说是一种公共服务,那么不管财政收支状况是什么样一种状况,我们都是要把它列入到公共领域予以财政保障的项目当中来。

    我还想到,财政支出最基本的分类,一个是消耗性支出,第二个是转移性支出,这种转移性支出是区分为两类的,一类是政府之间的转移,比方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这是一种转移性支出,另外一种转移性支出就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的支出。所以这种转移性支出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翻译成转移支付。我想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财政支出格局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相比,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而不是说收了钱以后自己花的消耗性的支出比重越来越大,而是转移性支出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基于上述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我倾向于对非缴费型养老金按照政府对特定居民群体的收入保障这样一种性质来加以定位,显然这样一种财政的转移性支出是针对特殊居民群体的,但是这种特殊的居民群体只不过和养老问题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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